●殷亚红（克拉玛依石化公司）
岁月是无声的织者，织完三百六十五个日夜的经纬，便轻轻抖开一幅新的年轮。当“2026”这几个字符带着微光扑入眼帘，元旦已如约站在时光的渡口，像一位久违的故人，邀我们回望来路，共赴新程。
元旦的根，深深扎在华夏文明的土壤里。远古之时，舜帝祭拜天地、叩别禅让的尧帝，那庄重的仪式便成了岁首计时的开端。那时的元旦，如新生的婴孩，以天地为襁褓，开始了它跨越千年的生命流转。《晋书》有载：“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，其时正朔元旦之春”，三皇五帝中的颛顼最早锚定了“元”为初始、“旦”为朝日的内涵，这两个字的组合，便成了华夏儿女对“开端”最郑重的注解。南朝梁代萧子云在《介雅》诗中写下“四气新元旦，万寿初今朝”，这是现存最早将“元旦”入诗的篇章，彼时的元旦虽指农历正月初一，却已藏着万象更新的期许。
岁月流转中，元旦的日期虽随历法更迭不断调整，夏以正月为岁首，商改十二月，周移十一月，秦又提前至十月，直至汉武帝启用《太初历》，才将元旦重归正月初一，此后延绵千年直至清末，但国人辞旧迎新的热忱从未消减。汉代称其“元正”，晋代唤作“元辰”，隋代又称“三元”，无论称谓如何变迁，“岁之朝、月之朝、日之朝”的庄重感始终未改。就像王安石笔下的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，那缭绕的酒香与噼啪的爆竹声，穿越千年仍在耳畔回响，道尽了寻常百姓对新年最朴素的期盼。
近代元旦的内涵迎来新的蜕变。1912年，中华民国改用阳历，将1月1日定为元旦；1949年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确立公元纪年，公历元月一日为元旦，农历正月初一则成了我们熟知的春节。从此，这个古老的节日便兼具了传统的温情与现代的朝气，就像不同国度的元旦各有其时，如埃及的秋日元旦、阿根廷的盛夏岁首等，虽时差迥异，却共享着对新生的向往。
老师曾在课堂上讲过元旦的故事，说它如婴儿的第一声啼哭，是新年送给世人最清澈的问候。那些话语，恰与儿时的记忆重叠：彼时的元旦，总伴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，家家户户贴春联、包饺子，案板上的面粉沾了年味，玻璃窗上的福字虽歪歪扭扭，却藏着最真切的欢喜。大人们忙着互道祝福，孩子们攥着糖果奔跑，空气里满是屠苏酒的醇香与食物的暖意，把旧年的烦恼都驱散在喧闹里。
如今再逢元旦，少了几分儿时的雀跃，多了些许从容的回望。指尖翻过旧年历，窗台的绿萝已探出蜷曲的新芽，楼下商铺挂起的红灯笼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卖早点的香气混着零星爆竹味儿漫上楼来。熟悉的场景里，藏着岁月不变的温情。偶尔想不起往年今日的细节，才发觉那些镀着金边的日子，既可如跳动的音符般鲜活，也能如静水深流般安详，就像故乡冬日的腊梅，于素白中绽放点点金黄，不事张扬，却自有风骨。
原来元旦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日，更是情感的锚点，承载着对过往的眷恋与对未来的期许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过去经历过多少起落，都要心怀希望迎接新的开始；无论走多远，都别忘记家的方向与身边的温暖。那些曾经的成就与失败，都已在时光里沉淀为基石；那些困扰与纠结，不必强求消散，只需以崭新的心态接纳，便会焕发生机。站在新一年的起点，不必在记事本上写满密密麻麻的计划，与其让心事压弯眉梢，不如学学知时节的新雨，该落时滋养万物，该停时便化作天边云彩。以“思无邪”为内心的明镜，向内生长，修整出平整而充满诗意的心田，便是对新年最好的致敬。
多少个新年伊始，我们总在接收祝福、回赠祝愿的忙碌中度过，却鲜有机会与自己对话。张爱玲在《领着自己回家》中曾有妙喻：清晨的街道上，丢失的“自己”与垃圾一样多。深以为然，我们总在模仿与迎合中迷失，却忘了最该珍视的便是本真的自我。张爱玲说，“自己”是受伤时抚平伤口的手，是内心深处的发问，是无需伪装的灵魂挚友。唯有找到自己，才能拥有不依赖他人的独立与勇气。
新年的阳光温软明媚，天空清澈高远。这一次，不妨停下匆匆的脚步，为自己画一张心灵的贺卡。祝愿自己昂首挺胸，看清起点；祝愿自己勇气倍增，敢与命运拉钩；祝愿自己潇潇洒洒，不负岁月韶华。不必再在“祝福他人”的轻松中丢失自我，唯有珍视内心的声音，才能在时光的流转中坚定前行。
生命如歌，岁月如河。元旦这盏希望的灯塔，始终在岁月的渡口指引方向。让我们带着纯粹的初心，在新的年轮里重新启程，既要奔赴远方的山海，也不忘守护心中的自我。这，便是元旦给予我们最珍贵的馈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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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编辑：邵文静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