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档案
彭希龄，中共党员，1933年3月出生于贵州黄平。195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。1955年6月进入新疆石油公司（新疆石油管理局前身）地调处，长期从事石油地质调查和勘探综合研究工作。曾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总地质师、副院长。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，先后获“自治区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”“自治区优秀专家”“石油工业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”等荣誉称号。
彭希龄。克拉玛依融媒记者 张洁英 摄
彭希龄 口述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 田华英 张洁英 王筱彤 通讯员 李雪燕 唐文军 杨梅
从寒门少年成长为扎根天山脚下的勘探先锋，彭希龄怀揣“为祖国找石油”的赤子之心，六十余载如一日地坚守在油气勘探一线，践行着报国之志。
黔山火种
1933年春，贵州黄平县旧州区社坛村的田埂间，婴儿的啼哭与牛铃的叮当声交织在一起，彭希龄在一个世代以务农为生的家庭中呱呱坠地。
那时的黔山深处，土地贫瘠、民生凋敝，缺盐是常态。彭希龄的父亲除了务农，还靠挑着盐担走村串户补贴家用，也为彭希龄的成长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。
然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家族风波，彻底颠覆了彭希龄的人生轨迹。曾祖父离世后，家族成员为争夺遗产产生激烈冲突，父亲无辜被牵连其中，逼不得已让出了家中积攒多年的良田。那天，父亲蹲在田埂上，望着失去的土地，泪水涟涟，他郑重地对彭希龄说：“孩子，没有文化就会受人欺凌，你一定要好好读书。”
自此，旧州第三小学的课堂上多了一个格外刻苦的身影。六年时光里，彭希龄年年考试得第一，凭借优异成绩免考入读当地唯一一所私立中学。
1954年盛夏，21岁的彭希龄怀揣重庆大学地质系的毕业证书，与7名同窗并肩踏上陕北盆地西缘的土地。那时的他未曾料到，自己的一生将与祖国的油气勘探事业紧紧绑在一起。
初到陕北103地质队，彭希龄便陷入“兵荒马乱”的境地：队内技术员因大庆勘探形势紧迫，悉数调离，包括彭希龄在内的8名大学毕业生成了勘探主力。为拓展工作区域，他被推举为三人小组组长，肩负起新区填图的重任。
紧要关头，彭希龄毅然接下任务：白天在烈日下丈量岩层、记录数据，晚上在野外露宿；赶不上队伍时，借宿老乡家，睡在一边烫一边冷的土炕上，清晨简单洗漱后便匆匆上路。
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，彭希龄与队友们不仅圆满完成了路线勘察任务，还意外发现了老乡口中的“小脚女人的脚印”——原来竟是黄土下埋藏的奥陶系灰岩中的直角石。这一重要发现，为在黄土区寻找灰岩露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。
1955年，彭希龄被派往玉门油矿化验室学习。闲暇时间，他重新梳理陕北勘探成果，写下《有关陕北盆地西部边缘的一些构造问题》投稿至《地质学报》。这份文稿，后来竟被送到了地质界的泰斗黄汲清手中。
彭希龄撰写书稿。克拉玛依融媒记者 张洁英 摄
后来，主编给彭希龄回信，希望他再补充一些地质资料，但由于当时彭希龄已离开玉门，只好增附一张交通位置图，把涉及地名补上，又增补一张构造图，文章最终顺利发表。
尤为让彭希龄感动并心生敬意的，是黄汲清即便对文中部分论述持有异议，也仅以脚注形式加以说明，未曾改动原文分毫——这种学术上的包容态度，成为彭希龄日后治学的楷模。黄汲清说：“一个年轻人仅凭数月野外考察便能撰写出如此文章，实属难能可贵。”这一评价，更在无形之中为彭希龄的勘探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。
天山破局
1955年6月，22岁的彭希龄被分配至新疆石油公司地质调查处地质科，在时任总地质师田在艺的直接领导下，投身于准噶尔盆地的勘探工作中。
“当时，苏联专家的意见被奉为圭臬，连铅笔该削多长、地质锤该怎么拿，都要记成‘专家建议’。”彭希龄回忆说，当时克拉玛依的油气勘探正处于关键期，苏联专家与地质部工作组对黑油山含油前景争议不断——部分苏联专家认为黑油山 “油已跑得差不多”，但少数苏联专家和中国年轻地质专家认为黑油山是“油海”。
面对压力与挑战，新疆石油公司党委决定在黑油山东南区打一口探井，即“黑油山一号井”（后改称克拉玛依一号井）。
“给一号井最后的井位设计图签字时，田在艺总地质师不在，大家便推荐我代签。我握着笔，手不停抖——那不是简单的代替签名，是在替国家签一份责任状啊！”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彭希龄至今仍心潮澎湃。
1955年10月29日，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工业油流，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——克拉玛依油田就此诞生。
这让彭希龄看到了准噶尔盆地油气勘探的无限前景，1959年，他带队抵达克拉玛依，承担重绘克拉玛依油田核心区1:25000细测任务。
当时克拉玛依油田即将规模开发，精准地质图至关重要。这原是一个队一年的工作量，彭希龄和团队成员却在两个月内完成任务——他们走遍油田中心地带，摸清了油区地质、构造与油气分布。最终，不仅绘制出了一张统一、科学的地质图，还写出了一份极具价值的综合报告，成为油田研究的基础资料。
在新疆进行油气勘探工作的岁月里，彭希龄的足迹遍布准噶尔、塔里木两大盆地。1963年，他依据重力异常图在彩南圈定井位，为日后彩南油田的发现奠定了基础。同年，他提出夏子街“无油非因无克拉玛依组”的观点，推动了三叠系构造图的绘制工作。1964年，他赴南疆参与塔北会战，设计了轮参1井和尉1井，并重新划分了塔里木盆地构造单元——取消了“奥依哈尔德隆起”，命名了“巴楚隆起”“麦盖提斜坡”和“沙雅斜坡”。这些划分大多沿用至今，为后续的勘探工作指明了方向。
1979 年，彭希龄递交入党申请书。在申请书中，他深情写道：“我这一辈子就想为国家找更多油，这点初心从没变过。”
1980年，新疆油田油气勘探进入新阶段，法国数字地震队被引进准噶尔盆地，彭希龄任盆地勘探研究领导小组组长，后兼准东勘探会战指挥部副指挥、研究院副院长。
在部署地震队时，彭希龄提出了“分兵推进”的策略：一支队伍集中突击重点区域，争取早日发现油田；其余两支队伍则负责进行区域地震大剖面探测，以摸清盆地区域的构造情况。重点区域选定在克拉美丽山前，这一决策基于他对东部地质露头的长期研究——该地存在沙丘河油苗，油源来自二叠系，应作为核心突破方向。
其间，彭希龄主持了地震剖面解释工作，并组织团队完成了准噶尔盆地首次区域构造图的绘制，明确了隆起区是油气聚集的关键区域，为勘探工作指明了方向；在对区域地震大剖面进行对比分析后，还从准东侏罗系出发，提出了盆地西北缘侏罗系地层划分的新方案。
在他的统筹下，团队勘探成效显著——1983年，火南1井试油获日产19.54 立方米，1984年，火1井试油获日产12立方米，后续又发现10层油藏，火烧山油田由此诞生，其速度与效率当时国内领先。此后，北12、北16井相继出油，准东油区初具规模。
之后，彭希龄主笔完成了《准噶尔盆地东部背景区烃类微渗漏研究》《新疆准噶尔盆地东部地区机载遥感油气资源勘探方法研究总结报告》等重要成果，为准东勘探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，他也因此成为公认的“盆地油气研究领头人”。
1993年退休后，彭希龄的“找油路”并未停歇。2016年，已届83岁高龄的他受新疆油田公司之托，着手编写《准噶尔盆地沉积地层》。随后的日子里，他笔耕不辍，系统梳理了毕生的勘探经验。即将完稿的四卷集书稿，不仅是准噶尔盆地最为全面的沉积地层资料，更是一位资深勘探人留给后辈的宝贵“勘探手册”。
彭希龄的一生，是新中国第一代油气勘探人的缩影：他们在缺衣少食的岁月里踏遍荒野，在技术落后的年代里突破创新，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坚守初心。
“祖国需要油，我就找油”，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，贯穿了彭希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勘探生涯，也映射出一代石油人“为国奉献”的赤子情怀，这份情怀，在戈壁深处永远闪耀着光芒。
